新环境，新人事，一切从新开始，我的压力很大很大。
也许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故吧，我到南京不久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咳嗽，自己去药店买了些常用的药胡乱吃下，可却一直不见起色，反而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白天的时候还好些，可每每夜里一躺下，却常常咳得我整夜整夜不能安睡。而且不知为什么，一直很顺畅的月事这次来临时，忽然变得象受刑一样疼痛，血量也多得吓人。我忙着处理刚接到手的一堆乱摊子，没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理会这些，只能生生硬扛着，希望这一切都快快过去。
可是，生理上的不适还是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心情，再加上初到南京时那连绵不断的雨天气，也仿佛一种外在的渲染似的，让我的情绪直达谷底。
每每在黑夜里因咳嗽难以入睡时，我总会不由得想起李勇，想起他臂弯里的温暖和味道，泪便渐渐的塞满了二个耳朵。那时才迟钝的惊觉到分筋剔骨的离别之痛，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竟已是那样眷恋他的怀抱。
当终于在期盼中等来第一个大礼拜时（我们公司一直实行大小礼拜轮值制度，大礼拜周末休二天，小礼拜周末休一天），我立刻买票，忍受了路上六个多小时的煎熬（从我的住处到中央门车站半小时，南京到杭州途中将近四个半小时，从杭州北站回到李勇的住处，路上还要一个小时），回杭州见李勇。
下车甫一见面，我就忍不住的开始哭。李勇不知缘由，问我我也无从说起，就只能有些尴尬和小心的先一路带我回来。
我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我们到达住处时仍未停歇，一路引来无数人侧目，我却是止也止不住。那份不知由何而起的伤心和委屈最终在李勇的深吻和亲昵中才慢慢平复——从那以后，我们的感情在无形中好象又更进了一步。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频繁往来于南京和杭州之间。李勇因为工作责任的关系，轻易不能离开杭州，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在其间奔波。
那是2003年。到了四月间，关于非典的风声越来越紧，每次去坐车，总要经过无数麻烦之极的检测和登记手续，可我只要没有工作羁绊还是几乎每逢大周末就回杭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南京。
南京办本身的工作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多困难，最开始办公室还没有安置好的时候虽然忙乱过一阵子，但等我跑前跑后的弄了个把星期下来，一切都已经基本就绪了。工作上周总对我比较关照。我因为胡建峰上次告诉我的关于张姐的那件事，虽对周总为何会选择我来南京一直觉得十分费解，但不由得也对周总多了几分感激，所以相处的到也融洽。
可是南京办的人事方面却超乎我想象的复杂——且不说如薛工和张姐那样极为特殊的存在，光是了解到那些单身驻外的男人们混乱fēng_liú的私生活也着实让我咋舌了好一阵子——公事方面，总公司以下行政级别平行的几个子公司都整合集中在一起办公，相互之间的暗流涌动、派系林立，以服私下里对客户资源的激烈抢夺都让也算是见过点世面的我感到大为头痛。
我打点起十二万分的神周旋在这些事务中间，心里只期盼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好。
正式迁入办公室办公后的一天，我在快下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
拿起听筒我想也没想就说了早成习惯的开场白：“您好，xxxx公司，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电话那边却没有反应。
喂了好几声，我正以为是路线故障准备挂掉的时候，忽然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幽幽的一声叹息：“真的是你”。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姜军的声音，有些又惊又喜，于是骂他：“你要死啊，打个电话来不吭气，装神弄鬼的”。
他叹口气说：“我听人说你调来南京了，我还以为别人开玩笑呢，没想到是真的”。
我笑着问他：“怎么，你不希望我来南京么？”
他说：“是啊”。
我佯怒道：“我哪招你惹你了，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他轻轻的笑：“我这是近乡情怯啊”。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这跟近乡情怯有什么关系？
于是他又笑说：“不是故乡的乡，是女人香的香啊”。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些心虚。说不上来为什么，但就象上次春节我们打电话一样，直觉的就让我觉得有些微妙——他虽然仍是玩笑的口吻，但感觉上已经和平时不太一样了。
我象敏感的躲避什么危险一样，将他这句话含混着敷衍了过去。他似乎也觉察到我的躲闪，于是不着痕迹的把话题转入工作的事情。
临了，我开玩笑的问他：“你什么时候过来拜见我这个新领导啊？？”
他嗤笑道：“你算的哪门子的领导？”
我回复以往的常态，有些没脸没皮的跟他夹缠：“你不知道‘阎王好过，小鬼难缠’的俗话么？不把本大小姐打点好了，我不给你申报费用，不给你上交报告，到时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就哭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