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点，阿鼠在将近十年前，还在北大电影社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且大胆的最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构想一一这个天才而勇取无畏的文化传道者、苦行者，用他的青春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理想。
在今天晚上，这台新式放映机测试成功通过之后的不久一一或者就在下个月，韩山平将代表广电、中影向全国的电影同业者发布由易青和阿鼠执笔起草的。其中非常重要地一条，就是建立二级电影产品的发售渠道和经营方式。
“呼山不来去就山”一一既然电影院这种固定僵化的模式不能使大多数观众平等的享受走进电影院的权利；那幺就让电影院“走”到他们中间去。
象阿鼠的文化志愿者小队这样的职业放映员，就是流动的“电影院”。
放映员由院方和拍摄方培训聘用，参加国家文化部和广电部的统一考核，领证上岗。
拷贝院线商和制片公司这个两个渠道发到放映员地手里。由这些放映员自主灵活的在各个城市、乡镇、社区、居民点寻找放映和销售的机会。
这些放映员可以灵活机动的和居委会、物业公司、餐饮娱乐场所经营人等任何能与人群产生联系的实体达成协议，进行放映销售活动。
这种放映形式对每名观众收率地费用，大概比对中档电影院一部电影的票价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实行统一收费包场制；并且根据当地观众的收入消访费水平进行调整，目标消费群定在中低阶层，一般的普通市民都能接受的水平。
这种销售方式听起来有点象当年地“五元电影院”，但是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用这种价格放映的电影，当然不能是当季热门热映的大片。而是二级电影产品一一也就是说，是多年前的旧片。
（作者按：一一当年曾经有一伙人异想天开的想弄什幺所谓地“五元电影院”，打着平民电影的旗号说让老百姓都能看上电影。幸好当时广电和中影的人还没傻到一定份上，决然抵制了这种杀鸡取卵的无视经济规律地荒唐行为。
把任何商品进行低于其成本或者过度挤压其利润的处理，其结果只能是把大多数消费者的小利建立在生产者地根本利益流失上一一假如从今天起。一斤鱼翅卖三毛钱，那怕是万人欢呼，大家每天都拿鱼翅来当粥喝；但是用不了几天，把现有的鱼翅喝完了，大家就会发现，永远也没有鱼翅吃了。因三毛钱一斤地价格，不是脑子有病谁还去加工鱼翅？）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电影都是大多观众没有看过的。我国近二十年来，年产近百部国产电影，而全国城市观众的人均观影量。只有05到08部左右，更不用提乡镇农村了。
以往一部电影拍出来，放映的几个星期只有一些有钱有闲的人走进电影院看过了，就束之高阁；拢共全国只有那幺几十万人看过：除了给盗商增加了无限商机之外，这种经营模式实在没有什幺显着的好处。
现在有了这种流动销售模式，一部电影在下映之后。可能马上就经由院线商下放到二级销售渠道中去，在当地繁华的人群聚居区域内流通一一花五到十块钱就可以看到原来五六十钱一张票的电影。只不过是观影的环境次了点儿，比电影院里那些观众迟了几天看到而已。
以此逐级递推，越到边远的地方，票价越低，自然二级产品的年份和一级产品的年份与品质也相隔的越远，一直到该产品一点价钱也卖不出来为止。
这种销售模式，可以把产品里的最后一点利润价值都发挥来，而且对压缩盗业的生存空间有一定的好处。
……
任何变革在开始的初期，总是有着千创百孔的漏洞和瑕疵，需要漫长的改良阶段使它完善。
令易青和阿鼠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新的销售模式的推出，不担给全国的电影行业带来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变革，而且辐射到社会的许多方面。
首先是一向被认为吃苦受累捞不找好的放映员这个职业，在短短的几年内成为“暴发户”的代名词。一开始的时侯，放映员是领干薪的，收入并不高。一些心眼活泛的放映员就开始隐瞒自己放映的场次数量，偷偷把包场赚到地钱放进有己的腰包，令院线方和制片方大受损失，也令票房统计摇摆不准。
到接下来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开始给放映员提成——但是提成一部远远不如全额来的多；于是盗映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到最后。全国同业者协会又推出了承包制，把所有的拷贝承包给放映员，院线方和制片方只收取固定的费用。
从这一政策开始实施的年起，放映员这个行业渐渐的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兴白金职业。
除了上缴地部分，一个放映员几乎等于掌握着一家小型电影院的利润来源，对于个人而言，这种收入之可观就可想而知了。
带头致富的全国位职业放映员阿鼠，凭借他多年建立起来的遍及全国的放映网络，硬是在短短几年之间。成为身家数百万地富翁一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伴随着放映员们的笑脸的，是盗商的哭丧的脸和恼恨的咒骂。
任何一个